2019年6月30日，國家發展改革委、商務部發布了《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（負面清單）（2019年版）》和《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（負面清單）（2019年版）》，自2019年7月30日起施行。

相比2018年版外商投資負面清單，今年新修訂的外資準入負面清單進一步縮減了清單長度，其中：

■ 全國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條目由48條減至40條，壓減比例16.7%；

■ 自貿試驗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條目由45條減至37條，壓減比例17.8%。

在交通運輸領域，取消了國內船舶代理須由中方控股的限制。

繼2018年取消“國際船舶代理須由中方控股”的限制，2019年又刪除了“國內船舶代理須由中方控股”的規則，這意味著我國的航運船舶代理行業全面開放。

圖1 船舶代理業的業務種類

現階段的船舶代理業

我國的船舶代理業正處于“充分開放、充分競爭的傳統航運輔助服務端”向“全面開放、全面競爭的現代航運企業”的過渡期。

傳統航運企業的整合性差，功能方面較為分散；另外，傳統企業在相關技術運用方面很少，比如信息技術、人工智能、大數據和區塊鏈等先進技術。

現代航運企業的整合性和集成性強，融合了供應鏈的相關理論，現代航運已經將先進技術作為企業的基礎，廣泛的吸收容納先進技術，追求更加符合當代航運業的運營方式。

隨著航運市場的復蘇，船舶代理企業的數量也越來越多，截至2019年9月27日，已備案的船舶代理企業多達2409家，但由于航運市場復蘇緩慢，船代企業客戶需求增長不明顯，船代市場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，企業間愈演愈烈的競爭根本不利于保持正常船代企業的發展和進步。

目前，船舶代理業經過長期競爭已經意識到價格戰、沒有變化的服務以及盲目擴張對企業生存、盈利的作用微乎其微，反而影響了船代企業的共生環境，削弱了船代企業對船公司的話語權，降低了船代業務在綜合供應鏈中的重要定位。

在業務規模上看，船代企業分為大型、中型和小型船代企業；在注冊方式上看，船代企業分為國有、外資（合資）、私營船代企業；

在代理主管船型上看，船代企業可分為班輪、非班輪船代企業；在代理客戶類型上看，船代企業分為公共、自營船舶企業。

在市場的不斷地變化中，船代企業的功能已經細分，這也為船代企業的后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。

我國船舶代理等基礎性航運服務，大多具有很強的本地固定特征，在歷經開放市場的洗禮后，具有港口企業或船公司背景的船代企業，在我國航運服務市場已經成為主力軍，占有市場份額的一半以上。

現階段，船舶代理企業所處的大環境不斷變化，航運物流進入供應鏈功能模塊是大勢所趨，2019年又面臨國內市場的全面開放，傳統船代企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轉型機遇和巨大挑戰。

“負面清單”對船舶代理業產生的影響

“2019版負面清單”的頒布促使船舶代理市場的全面開放，使得船舶代理操作更加的公開、透明，而國內船代企業則會面臨更加嚴峻的外企的競爭，新一輪的利益將會再分配。

“國外資本可控股、獨資經營國內的船舶代理業務”的規定必將吸引國外眾多大型企業進入中國船舶代理市場。

在國內大型船代企業與外資獨資船代企業的壓力之下，中、小型的船代企業很難生存，在將來很可能會面臨破產或者被大型企業兼并。

早在2014年，中國船舶代理及無船承運人協會（船代協會）就曾聲稱，國際海運及輔助服務（包括國際貨代）是中國服務貿易中開放度最大的領域，對外開放不宜過度。

經過了5年時間的發展，我國對航運船舶代理行業全面開放，國外資本的進入對市場的影響有多大尚不可知。

但是，我國南方港口就曾因為市場開放力度大，導致船代企業的惡性競爭，出現了“零代理費”，這對整個產業鏈而言是不正常的，對市場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。

現在，市場全面開放，我國大型航運船舶代理企業在將來需要擔當起應有的責任，在企業自身發展的前提下，穩定市場的和平與穩定，促進市場的健康發展。

相比國內企業，國外企業在網絡技術和通信技術上有其一定的優勢，若國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以通信技術進行新一輪的企業創新發展，這可能會在一定程度沖擊到本土船代企業。

不可否認，隨著全面開放，外資將進一步進入我國航運業，新的開放不但將帶來資本的進入，還將帶來先進的管理理念與模式。

在此新形勢下，航運業特別是航運服務業的競爭必將更加激烈，并將逐步實現傳統的價格競爭向服務質量競爭的轉化。

船舶代理與國際海運相輔相成，作為航運業的基礎性輔助服務遍布全球各個港口。

隨著航運業的發展，船舶類型不斷增加，船代企業也逐漸擴大了經營范圍。相信在日后，我國的理貨、拖輪、裝卸等航運服務業務也會作出進一步的改革。

圖2 2019年已備案國際船代企業數量（2019.06.30—2019.10.25）